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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复习资料：中国传统文化（II）
发布时间：2018-05-24 00:07:39
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试复习资料：中国传统文化（II）
第三编 中国传统文化（续）
第六章 中国古代教育
一、官办学校
中国古代的官办学校产生很早。古籍记载，夏朝已有称作“庠（xiang2）”、“序”的学校。商朝除庠、序外，还有“学”、“瞽宗”等教育场所。西周的学校分国学与乡学，国学设于王城及诸侯的国都，有大学、小学之分。其中设于王城的大学叫“辟雍”，设于诸侯的大学叫“泮宫”。辟雍四周环以圆形水池，泮宫规定只能环以半水。乡学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郊野乡遂，称作庠、序、校。西周学校的教师都由官吏担任，学生限贵族子弟，故称官学。教学内容主要为礼、乐、射、御、书、数，称作六艺。
汉代的官学分中央和地方两类，中央官学有太学、鸿都门学和四姓小侯学。太学创立于汉武帝时期，以传授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学生除贵族外，也有平民子弟。太学的规模很大，西汉平帝时为太学生建造的校舍能容纳万人，东汉太学生人数最盛时达3万。鸿都门学由东汉灵帝建立，是一所专门学习书法画辞赋的艺术学校，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高等艺术专科学校。四姓小侯学设于东汉明帝时，是专为外戚四姓子弟设立的贵族学校。汉代的地方官学为郡国的学校和乡聚的庠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分裂战乱，官学时兴时废，处于衰落局面，但教育制度上却有新的发展。如晋代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专收五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南朝宋文帝时，在京都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4个学馆，后又设立医学馆。此举打破了儒学一统教育的状况，对开创分科教学和专门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繁荣时期，官办学校得到长足发展。唐代中央设有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6个学校。在国子监学习的人叫“监生”。此外，唐代的学校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尚书省祠部的崇玄馆，太医署、太卜署、司天台、太仆寺等机构也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唐代学校的分科教学已相当完备，除儒家经学外，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玄学都有专门的学校，其中医学、算学、律学等应用性学科的专门学校应属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实科学校。唐代不仅中央官学有分科教学，地方府州县学也有医学等分科设置。来自高丽、百济、新罗、日本、高昌、吐蕃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大批进入唐朝的学校学习。
唐代以后，官学教育仍有发展，北宋在地方路一级行政机构设置学官，加强对地方教育的管理，又由政府为学校拨置学田，使学校有了固定的教育经费。学官、学田制度为后世继承。宋徽宗时，增设了武学、画学，丰富了专科教育的内容。在教学管理上，宋元时由分科教学进而发展到按学生的程度分斋教学，以考试成绩升等毕业，使学校制度更加完善。
明代的国子监除担负教育行政管理职责外，同时又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到了清代，国子监取代了太学，成为唯一的最高学府。但是，国子监不再行使教育行政管理职责。明清时期，为适应外交需要，还设立了培养翻译人才的“四译馆”、“俄罗斯学馆”等以学习外语为主的专科学校。至清末，除中央的各类学校外，地方府州县学已达1700余所。
二、私家办学
中国古代的私家办学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士阶层兴起，各种学派思想盛行，官学的教育垄断被打破，民间出现私家办学的新气象，涌现出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一批学识渊博，充满智慧的私学大师。其中孔子的影响最大，他的学生据说有3000人之多，身通六艺者有72人。
汉代的私学极其兴盛，学生人数超过官学。私学的程度有相当于太学的，称作“精舍”、“精庐”；也有相当小学的，称作“学馆”、“书馆”等。一些有名的经学大师招收的学生多达数百，甚至成千。学生分“及门受教”和“著录弟子”两种。著录弟子不必亲自来受业，只在老师门下登记姓名。因此，有的学生从师多年，尚未见到老师一面。
魏晋南北朝官学衰颓，私学却应时而兴，名儒聚徒授业，弟子常有数百上千。
隋唐时期，名儒学者仍有聚徒讲学之风，私学与官学同样兴旺。如隋代名儒王通的弟子遍及天下，唐初有名的卿相皆出其门下；唐代柳宗元被贬柳州，江岭间士人不远千里纷纷前往从师学习。
宋元时期，一类新的私学形式——书院开始蓬勃发展。书院的性质为民办大学。一般多设于山林名胜之地。其办学的宗旨不是为应付科举，师生不慕名利，专心学问，相互间关系融洽，学术研究的风气甚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当时正在兴起的理学有关，教学方法采用学生个人钻研，相互问答和聚众讲解相结合，教师进行读书指导，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书院还创立“讲会”制度，邀请不同学派的学者往来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书院教育追求学术自由，促进学术的发展。宋代的程朱理学及后来的陆王心学、乾嘉汉学都和书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书院的教学形式有别于官学，师生不慕名利、专心学问，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因而，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书院的学习气氛优于官学，吸引了大批学子。宋代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书院。其中石鼓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被称作“宋初四大书院”（一说四大书院有嵩阳书院而无石鼓书院）。南宋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四个著名书院。这些书院中最著名的是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唐代李渤隐居读书于此，养一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李渤又在其地建台榭，以白鹿名洞。南唐时，就其遗址建庐山国学，宋初改名白鹿洞书院，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朱熹为书院拟订学规，并在此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该书院遂扬名天下，其学规成为许多书院的楷模。明清时该书院继续存在。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北宋初也属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张栻、朱熹讲学于此，学生最盛时达千人。明清时该书院也依然存在。
宋代是书院最兴盛时期，据统计，两宋共有书院173所，其中北宋37所，南宋136所。南宋时，书院教育几乎取代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
书院教育在明清继续存在，但统治者对书院的自娱讲学风气不满，因而书院发展受到阻碍。明代发生多次朝廷禁毁书院的事件。清代雍正时，诏令各省省会建书院，将书院变成了准备科举考试的学校，与官学性质无二，书院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三、蒙学教育
蒙学教育是对儿童和少年进行识字和学习初等知识的教育。私塾是蒙学的一种形式。古代的蒙学教育基本可分三类：一是由富户专门聘请塾师在自己家中设馆教育子弟，称作教馆或坐馆；二是由塾师在自己家中收徒授课，称家塾或私塾；三是由地方或宗族出资，延聘塾师设馆，凡本地或本族子弟无论贫富都可入学，此称作义学或义塾。古代的蒙学教育一般多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课本开始。
《三字经》是南宋学者王应麟所作，其文字简洁，善于概括，在不长的篇幅里包含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和道德说教。《三字经》中所举的事例基本是宋或宋以前的，但其中也有少量宋以后的事例，为后世好事者增益附会所致。《三字经》用韵文写成，三字一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故成为封建时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
《百家姓》大约成书于北宋初年，其撰著者不详。书中收录单姓440个，复姓62个，姓后列有该姓的郡望。《百家姓》的排列并不依某姓人数多寡为序，其首姓赵，是宋朝皇族之姓，次姓钱，为吴越王之姓，因而后人推测该书作者很有可能是原吴越治下的人。此书在宋代已被用作蒙学教材，后世传布广泛。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周兴嗣。据传，梁武帝为了教他的儿子识字，让人选了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交给周兴嗣编写，周兴嗣花了一夜时间，将这一千个杂碎散乱的字组织条贯，编次以韵，组织成对仗工整的绝妙文章。此书编成后历代相传，成为流传极广的蒙训教材。
蒙学教育在识字教学之后，也进一步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籍。
第七章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一、科举制以前的选士制度
中国古代在科举发明以前，官员的选拔有过多种形式。夏、商、周三代实行世卿世禄制，选官以“亲贵合一”为原则，官位世袭，君主不能任意罢免。古代文献中虽有“选士”任官的记载，但其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遭到破坏，招贤纳士开始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但尚未形成制度。西汉时代，出现察举与征辟的制度。所谓察举，是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所谓征辟，是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征聘有名望的人担任职务。两者中间，经常实行的是察举。朝廷对于下面举荐上来的人一般即授予官职，但有时也进行一定的考试，合格后才授予官职。
汉代的察举主要由地方官员掌握，对中央集权是不利的因素，而且存在举人唯亲、选举失实的弊端。三国时，曹丕为了改变这一现象，设立了九品中正制，由中央派员到各州担任中正，负责考察士人。考察所得分成九个等级加以品评，申报中央供选拔参考。九品中正制初行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中正官都是世家大族出身，品评人物以门第出身为标准，使其很快沦为世族操纵的工具，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腐败现象，这一制度到隋朝被废除。
二、科举制的建立与发展
科举制度兴起于隋朝。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恢复州县地方官举世的方法。大业三年（607），隋炀帝设“进士科”，以考试方法选取士人，考试的内容为时务策，后又增设“明经科”考经学。从此开始了科举取士的新时代。
唐朝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唐代的科举考试分成常科、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考试科目在隋代的“进士”、“明经”两科基础上，又新增了“秀才”、“明法”、“明字”、“明算”、“诸史”等科目。其中进士科最受士人重视，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唐代参加常科考试的考生分生徒和乡贡。生徒是中央及地方学校的学生；乡贡是不在学校学习的读书人，乡贡须先由州县考试合格才能到京城参加考试。制科为非常设考试，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考试对象多属知名人士，是朝廷网罗人才的一种方式。制科考取后可获得较高官职，但因非正途出身，往往不为人重视，被人称作“杂色”。唐朝以后，此类为延揽人才增设的考试仍然存在，有的仍称制科，也有的称作恩科。
唐朝的常科考试因在尚书省举行，简称“省试”。考试最初由尚书省吏部掌握，后来改由礼部负责。考试的时间在每年春季，因而称作“春闱”，“闱”是考场的意思。考试内容各科不一，如进士科是考时务策与诗赋。武则天统治时，曾在洛阳亲自出题考试，这是科举考试殿试的先声。她还创立了武科考试，用以选拔武官，此项制度为后世继承。
唐代科举考试合格者有“及第”、“登科”等称呼。表示已具备做官的资格。其中进士科考取者尤为荣耀，第一名称作“状元”。
宋代科举考试比唐代又有发展，其主要体现以下三点：
1．宋代科举考试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正式成为制度。
2．宋代的国子监学生实行“三舍法”，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个等级，定时举行考试，合格者可以升等。考至上舍上等者不经科举考试即可直接授官，上舍中等者可直接参加殿试，上舍下等者可直接参加省试。
3．宋代殿试以三等放榜，称作“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南宋以后，第一甲前三名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这些名称为后朝沿用。
三、科举制的完备及没落
科举考试发展至明清已形成一套完备而严密的制度，其主要体现以下二点：
1．考试的层次更加细密。明清的科举考试由低到高依次为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层层筛选。县试是本县知县主持的考试，府试是知府主持的考试，院试是由朝廷委派官员到各府主持的考试，参加这些考试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作“童生”。院试合格获得“生员”的称号（俗称秀才）。
乡试、会试、殿试是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在南北两京及各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期在秋季八月，故称“秋闱”。乡试合格者称“举人”，已具备做官的资格，其第一名称“解元”。会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师贡院举行，会试时间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取中者称“贡士”，其中第一名叫“会元”。会试后举行殿试，取中者称“进士”，其发榜同宋代，分三甲录取，其中第一甲只取三名，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第一名叫“传胪”。某人如在乡试、会试、殿试三次考试中都取得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殿试以后，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授予官职，其余进士要再经朝考后，授予官职。
2．考试的形式和内容有严格规定。明清科举规定以八股取士，所谓八股文，是一种严格规定文章体裁、格式、内容、字数的文体。八股文的题目选自“四书”、“五经”的文句，考生作文只能阐述经义，不许有自己的见解，不许联系现实政事。其对经义的解释，“四书”要以朱熹的《集注》为准绳，“五经”要以宋元人的注疏为准绳。八股文的格式除开端的破题、承题外，还必须包括8个段落，即起讲、领题、提比、出题、中比、后比、束比、落下（大结）。这8段文字要排成对偶，整齐连贯、结构完整。而且字数不超过700，或少于300。这些严格的规定严重束缚作者的思想，写出文章往往空洞无物，废话连篇。
明清的科举考试各项规定严密繁琐，使之逐渐僵化，流弊丛生。晚清时期，要求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日高。戊戌变法中，维新派人士上书皇帝，要求将考试的内容由八股文改为策论，讲求实在的学问。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一改革措施被搁置，但是，不久又重被提起。1901年，清政府对科举制度作了些许改革，将八股文程式改为考策论，1904年进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之后，这一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四、科举制的利弊得失
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长达一千多年。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与科举制之前的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意义在于打破了选拔人才以门第、出身为标准的倾向，使出身贫寒、无特殊社会背景的士子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这对于扩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的稳定是很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为历代王朝选拔了不少人才，其中不乏有能力才干者，也不乏为官清正廉明者。
然而，科举制度也存在很大弊病，它诱使士人闭门读书，只知寻章摘句，应付考试对实际有用的知识却不去理会，将很多人的聪明才智消耗在科场考试中。特别明清时代，以八股文为取士标准，更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束缚，使之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因而，科举制度走向没落，最终被废除，乃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第八章 中国古代典籍
一、古代典籍介绍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古籍最多的国家之一，历代被毁损的书籍不算，流传至今的古籍约有七八万种之多。下面，择其要者作一介绍。
（一）经书
经书是指儒家的经典著作及其注疏。中国古代自汉武帝后，儒家著作被尊为经，享有崇高的地位。经书中最重要的是“四书”、“五经”和“十三经”。其中，“五经”的名称最早出现，后发展为“十三经”；“四书”的名称最晚出现。
1．五经：指《诗经》、《尚书》、《周易》、《仪礼》、《春秋》五种书，相传都经过孔子整理。西汉时被奉为经典。后来，五经的内涵有些变化，《礼记》代替了《仪礼》，《左传》被并入《春秋》，但仍称作五经。
2．十三经：西汉武帝时儒家经典著作被尊为经，最初只有五种，称作五经。西汉后，经书数量逐渐增加，到宋初增加到13种，称作十三经，即《诗经》、《尚书》、《周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
十三经中，《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选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分成风、雅、颂三部分。《尚书》按虞、夏、商、周分时代编排，内容多为君王的文告号令。《周易》本是占 书，分成“经”、“传”两部分，“经”由卦象、卦辞、爻辞组成；“传”是对经的解说。《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其中，《周礼》记载西周的政治制度，但增入了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仪礼》记录西周贵族的礼制；《礼记》是对《仪礼》的解说和补充。《春秋》本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的材料编纂的一部记事史书，因其比较简略，后人为其作阐释，所作的阐释称“传”，流传至今的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三传”。其中《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公羊传》、《谷梁传》以解释经义为主。晋唐时，《春秋》开始配于三传前，不再单独成本。《孝经》是一本讲述孝道和以孝治国思想的书。《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孟子》记载盟主的言行。《尔雅》是一本解释字义的白科辞典，儒者常以此解释经义，因此也被列为经书。
3．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中《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后被抽出单独列名。“四书”最早是宋儒提出的，作为儒学的入门读物，明清时成为科举考试必读之书。
（二）史书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从商周一直到清末，历代王朝都设有史官，记述史事是史官的最大职责。中国的私家治史也有传统，自孔子以来，私家撰史者络绎不绝。历代公私史家撰写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中国的史籍不仅卷帙浩繁，而且体例多样，其中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是三种重要的史书体例。
1．编年体史书：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顺序记述史事的史书。编年体史书出现时间很早，《春秋》、《左传》等都是编年体史书，之后有记述西汉编年史的《汉纪》、记述东汉编年史的《后汉纪》。北宋时，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记述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事，是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此后，又有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等书陆续问世，形成编年体史书的前后系列。
2．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编写的史书，并有专章记载典章制度。开创于司马迁所作的《史记》，之后有《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陆续出现，合称二十四史。清代乾隆皇帝将之定为“正史”。民国时，又有人撰写了《新元史》、《清史稿》，加上这两部，共有二十六史。这些书籍除《史记》属通史外，其余都是断代史。所述史事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清代诸帝，形成完整的系列。
3．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编写的史书，始于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它弥补了史书重复叙事和编年体史书割裂事件的缺陷，使历史事件得以完整地呈现。后世史家纷纷效仿，也形成一个前后贯通的史书系列，与编年、纪传二体并称为三大体裁。主要有《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三藩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等书。
（三）类书与丛书
类书是具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图书。它辑取群书资料，按天文、地理、人物、典故、典章、制度、诗文、辞藻、飞禽、走兽、草木、虫鱼等门类分别汇编，方便检索。类书中保留不少已佚失的古文，对古书的校勘和辑佚有很大的帮助。南北朝到唐宋时，类书编辑蔚成风气，著名的有唐代《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明代的《永乐大典》为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收录各类著作七八千种，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11095册，约37000万字，惜已大部亡佚。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分作6汇典32典6109部，约16000万字，是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
丛书是把多种书保持原样汇编在一处，按其内容可分成专科性与综合性两种。专科性丛书只收一个部类的书，如《十三经注疏》为经部丛书，《古今逸史》为吏部丛书。综合性丛书收录多个部类的书。丛书在保存古籍、方便阅览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古代最著名的丛书，它收书3503种、7933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编排，保存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四库全书》编成后，分别藏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以及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后来，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在咸丰年间毁于战火，圆明园的文源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尚存的四阁中，以承德文津阁藏书最为完整，现存于北京图书馆；沈阳文溯阁所藏书现存甘肃图书馆，杭州文澜阁所藏现存浙江图书馆，而北京故宫文渊阁所藏现在台湾。
近代以来，出版的大型丛书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及其《续编》、《三编》，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等。
二、古籍的整理
中国的古籍数量浩瀚，传承年代久远，其中由于种种原因，会发生脱衍、错简、讹文等各种舛误，甚至有故意作伪的现象。因此，古籍必须先行校勘整理后才能阅读。古籍整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要求整理者应熟悉历史，并掌握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等专门知识。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一是“底本互勘”，即取该书的不同版本相互对比校雠；二是“群籍钩稽”，即取该书以外书籍的相关内容与该书比较校雠。古籍通过校雠，可以找出谬误，求得古书之真。此外，对发现、汇辑已缺失的佚书也有相当的作用。
古籍整理中有“善本”的概念，所谓善本，是指较好的古籍版本。清末张之洞指出，善本有“三义”：一是足本，即内容没有缺漏或删节；二是精本，即经过仔细校雠注释过的本子；三是旧本，即存放年代久远的本子。现代学者对善本的理解有“三性”：一是年代久远具有历史文物性；二是内容重要有学术资料性；三是印刷、装帧精美有艺术代表性。如今全国图书馆所藏的古籍都已按此标准进行了审定，其成果编印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三、古籍的分类与目录
中国的古代典籍数量庞大，古人很早就已重视对古籍的分类。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校阅皇家藏书的基础上，分别撰写了《别录》、《七略》，这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其中《七略》一书提出了图书的七分法，分成辑略、六艺略（儒家经书《诗》、《书》、《易》、《礼》、《乐》、《春秋》称作六艺）、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7类。其中辑略为总目，实际分6类。晋朝荀勗（xu）对此加以改进，在《中经新簿》一书中提出甲乙丙丁四分法，甲部六艺，乙部诸子、兵书、术数，丙部史书，丁部诗赋。后来，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调整乙丙两部次序，变为甲部经书、一部史书、丙部诸子、丁部诗赋。唐初魏征等总结前人经验，在《隋书经籍志》中将图书分类直接冠以经、史、子、集名称。自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便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经部收录儒家的经典及其注疏、研究类书籍；史部收录历史及地理、职官、目录等著作；子部为诸子类著作，天文历算、艺术、谱录、类书、释家、道家等也都归入子部范畴；集部是诗文词赋类著作。
中国古代的图书目录大致可分为史志目录、官修目录和私家目录三类。史志目录是指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记载各朝各代的书目；官修目录是对国家藏书整理后撰写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就是一部官修目录；私家目录是私人藏书整理后撰写的目录，宋朝之后，此类书目较多出现。中国古代虽有众多的书目，但是，历代官私目录中记载的书籍今人不一定都能看到，这是由于战乱、灾祸等造成图书的损失所致。今人寻找现存古籍，还必须利用今人编写的各种古籍目录，如《中国丛书综录》收录全国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是查找现存古籍的极有用的目录书。全国各大图书馆编写的馆藏古籍目录或善本书目对查找古籍也很有用。此外，古籍阅读者还可借助一些专科性的书目，如《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古典戏曲总录》、《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等查寻古籍的踪影。
第九章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中国古代有众多的科技发明，据统计，属世界首创的发明就有270余项。在这些发明中，影响最大的是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的发明使人类找到了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对知识的积淀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火药在军事上、指南针在航海上、印刷术在知识传播上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则更加敏锐而深刻地称其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伟大科技成就。
1．造纸术：
中国古代在纸发明之前，曾使用龟甲、兽骨、青铜、石、玉、竹、木、缣帛等作为记录文字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比较笨重，有的比较昂贵，这促使人们想法制造一种既轻便又便宜的书写材料。
人们经过许多的探索，找到了以植物纤维制造纸的方法。最初的“纸”是麻质纤维制造的，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西汉遗址和1957年陕西灞桥西汉遗址都出土过这样的“纸”。但是，这种“纸”质地粗糙，不便书写，有学者认为，只能看作纸的前身。
纸的真正发明是在东汉。东汉和帝时，蔡伦总结民间积累的经验，在工匠们的努力下，以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物为原料，造出既轻便又经济适用的纸。蔡伦把纸献给皇帝，很快得到推广，人们称其为“蔡侯纸”。纸发明后，逐渐取代其他材料，成为书籍的主要材质。
2．火药：
火药的发明缘于古代的炼丹术。古人在炼丹过程中，把硝石、硫磺、木炭等物质研成粉末混合后，遇到火能产生猛烈的燃烧。公元7世纪，唐代人孙思邈在《孙真人丹经》中首次记载了制造火药的方法，这是世界上有关火药的最早记载。火药的发明引起武器的革命。公元11世纪初的宋朝，已有了使用火药的燃烧性武器，称作火箭、火球、火蒺藜。后来又发明了爆炸性的武器霹雳炮。南宋时出现的火枪和元代出现的火铳已属管形火器，它们是近代枪炮的始祖。
3．指南针：
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发现天然磁石能吸铁，而且能指示南北。人们利用其特性，制作了早期的指南针，称“司南”。“司南”的形状象一小勺，底部圆形，置于有刻度的光滑的盘上，勺柄会自动指向南方。宋代人掌握了人工磁化技术，能将钢针、铁片等磁化后制成指南针、指南鱼。并已使用指南针航海。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制成了标有方位的航海罗盘。到元代，中国的海船已完全依靠罗盘引航，明代郑和率领大船队七次远航，最远处达到非洲东海岸，要是没有罗盘，这一航海史上的壮举便不会发生。
4．印刷术：
印刷术的发明与中国古代的印章和碑石拓印有关。中国人在纪元前已使用印章捺印，3世纪时的晋代已掌握了从刻有文字的碑石是把文字用纸拓印下来的技术。这两项技术对雕版印刷的发明是一种启发。雕版印刷大约发明于隋代，其方法是把文字或图画反刻在质地坚硬的木板上，然后刷上墨，铺上纸拓印而成。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的《金刚经》，是目前我国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雕版印刷发明后，比手工抄写大大提高了效率，但每印一部书都需要雕版，依然费时费力。北宋时，平民毕升经不断试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用的字模可以反复拼版印刷，成为印刷史上的又一次革命。毕升发明的活字以胶泥制作，后来，元代有产生了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并发明了转*排字架，提高了排字效率。明代又发明了铅活字。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不同时期陆续外传，公元6世纪以后，造纸术传到朝鲜、越南、日本，8世纪又经波斯、土耳其传入阿拉伯，后西传欧洲。13世纪时，火药武器随蒙古军队西征传到阿拉伯和欧洲。指南针是在12世纪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4世纪传入朝鲜、日本，15世纪西传欧洲。
二、以天、数、农、医为代表的古代科技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涉及天文、数学、农学、医学、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学科以及建筑、纺织、冶金、机械、车船、陶瓷、兵器、造纸、印刷等技术门类，有许多卓绝的成就。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天文、数学、农学、医学四大学科。
1．天文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集中于天象记录、天体测量、历法制订等方面。中国有着古代世界最完整、最丰富、最准确的天象记录，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太阳黑子、彗星、哈雷慧星、新星、超新星爆发的国家。中国古代对日食、月蚀、流星雨、日珥等天文现象的观察记录也远远超出世界上其他国家。
中国古代的天体测量起源很早，公元前4世纪已有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石氏星经》，比希腊人依巴古测编的西方最早的星表要早200年。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绘制星图的国家，秦汉以前就有绘制。敦煌发现的唐代星图绘有1350多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最古老的星图。
中国在殷周时代已有较为精确的历法，殷代的四分历定岁实为365.25日，比欧洲出现相似的历法要早1000年。南宋统天历和元代授时历定岁实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年的实际时间仅差26秒，与现行通用的公历（格里历）精度完全相同，但比格里历分别早了400年和300年。
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及历法制订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专门的知识性技术语，下面是常见的几例：
二十八宿：古代的天文家在观测天象时，选取黄道带及赤道带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观测的标志，其中每个星宿由若干颗星组合。二十八宿又一东、北、西、南方位分为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与四方保护神苍龙、玄武、白虎、朱雀相配。古人认为，二十八宿属于恒星，它们的方位是永恒不变的，因而可用来作为观测行星的坐标。古人还认为天上的二十八宿和地上以州为名的地域相互对应，这是拿天象变化与地上的灾异相附会的一种迷信。
阴阳历：中国古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它既考虑太阳的活动，也考虑月亮的活动。它根据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规律，把一年十二个月分成二十四节气。同时，它也以月亮的圆缺变化为依据，称月亏最甚之日为朔日，月圆之日为望日。朔日是每月的初一，望日是每月的十五，朔望的月相变化也作为制订历法时参考。
二十四节气：中国古代的历法把一年十二个月分成二十四节气，这是依据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所处的二十四个不同位置制定的，它能反映不同月份的气温、物候和雨量变化，有利于安排农业生产。
干支纪年：干支指天干和地支，古人以十个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个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一定次序组合，组成六十个单位用以纪年。其组合时，以天干的单数配地支的单数，天干的双数配地支的双数，从甲子起，到癸亥终，称作“六十甲子”，分别代表六十年。之后，再予以重复，如此周而复始，用以纪年。此外，干支法也可用于纪日。
2．数学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卓著。中国是最早创立十进位记数法的国家，并发明了数学演算工具——算筹和算盘，用算盘计算的珠算至今仍然具有实用价值。中国古代的数学有许多走在世界前列的成果，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人已掌握分数和正负数的概念，提出用于直角三角形计算的“勾股定理”。公元3世纪数学家刘徽用“割圆术”算出圆周率为3.1416，与割圆术有关的数学极限概念在1500年后才被欧洲数学家认识。公元5世纪，祖冲之算出圆周率在3.和3.之间，并以分数表示圆周率的密率为355/113，1000年之后，德国数学家渥脱才取得同样的成果。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发明用于球体体积计算的“祖暅公理”也领先于欧洲数学家1000年。中国古代的代数学尤其发达，1247年，秦九韶提出的“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式解法）和“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求正根法）比欧洲数学家欧拉和高斯的同类研究要早500年。1248年，李冶提出“天元术”，用以解一元高次方程，比欧洲“代数学之父”韦达的同类研究要早300多年。1303年，朱世杰进一步发展天元术，提出解四元高次方程组的“四元术”，其成果也比欧洲数学家早400多年。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记载于一些古代算书中，其中《九章算术》是一部著名的古代算书。它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作者已无考。流传至今的是晋代刘徽和唐代李淳风的注本。《九章算术》包括9个问题的解法。书中运用的开平方、开立方及在此基础上求解一元二次方程、联立一次方程的方法，以及负数概念与最小公倍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其中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比欧洲要早1500多年。
3．农学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科技受到重视，历代农学著作约有五六百种，在农耕、园艺、畜牧、林业、养殖、农械等多方面都有杰出成果。
中国古代重视农耕技术，西周时代已发明“三圃制”，每年把耕地的1/3用于休耕，依次*换，以养地力。西汉时出现“代田法”和“区种法”，以在田间*番利用垄沟播种、深耕、密植、集中有效施用水肥等措施大幅提高农业产量。西汉时还发明了田间选种的穗选法、用肥料处理种子的溲种法等农业新技术。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全面总结了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书中提出的包括施肥、换茬、复种等技术的绿肥*作制，达到了欧洲18世纪的耕作水平。该书记载的人工选育良种法，已接触到环境影响遗传性性状的问题，比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叙述早了1000多年。
古代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技术还有：温室栽培、套种法种植蔬菜、植物嫁接、禽畜去势催肥、驴马杂交生骡子、人工低温催青制取生种养蚕、以杂交法选育优良蚕种等。农械方面，西汉赵过的耧车、东汉杜诗的水排、三国马钧的翻车、西晋刘景宜的牛转连磨等都是闻名于世的卓越成就。其中马钧改进的翻车又名龙骨水车，是近代水泵发明之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灌溉的工具之一。
中国古代的农书中，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一本集大成的著作。该书60卷，70万字，内容涉及农业耕作、土地开垦、水利建设、食品制造、果树技艺等众多方面，系统、集中地叙述屯垦、水利工程和备荒是其一大特色。
4．医药学
中国医药学在春秋战国时已形成系统的理论。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黄帝内经》是中医学最古老而完整的药物学典籍，它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西汉《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是中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提出辩证施治原则，奠定了中医临床学基础。和他同时代的华佗发明了“麻沸散”，已开始运用麻醉术为病人施行剖腹手术。魏晋时期，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对人体穴位和针灸疗法作出系统的整理记录，王叔和著《脉经》，对中医脉学作了深入研究。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侯论》在世界上最先记录骨伤科清创缝合技术。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总结和发展前人的临床经验，对糖尿病、脚气病、夜盲症等许多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独到见解。宋代宋慈撰写的《洗冤录》，是中国和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最早的法医学著作要早300多年。明清时期，中医在对瘟病（传染病）的认识和治疗上有很大发展，还发明了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传染。明代名医李时珍撰写的巨著《本草纲目》，收录药物1892种，药方11096个，被誉为“东方医学巨著”。
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
中国古代科技侧重实用，忽视理论的研究。古代发达的学科都与实用有关，如古人认为，天象能反映天命，关系王朝的兴衰，天文历法因而受到重视。天文测算需要数学，数学也随之而发达。古代的数学除用于天文测算外，也与土地丈量、地图绘制、赋税计算等实用项目有关。其奠基著作《九章算术》汇集生产和生活中的计算问题246个，完全是为实用目的而写。至于农学与医学更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性学科。
造成中国古代科学实用性强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科技部门是直接为国家的治理服务的，它们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不注重探究事理与原因；此外，古代的知识分子重视读经书，他们关心的是功名和政业，而很少自觉地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重视科学理论的研究。
中国古代科技实用性强，使其能密切联系实际，有所发明创造，因此，中国科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处于世界领先行列。但是，实用性强给中国科技发展带来局限，由于中国科技没能形成专门化的科学理论，只停留在经验直观的阶段，缺乏发展的后劲。因而，在进入近代科学时期后，便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第十章 中国传统建筑
一、宫殿建筑
宫殿是帝王居住和施政的场所。中国古代每当新的王朝建立，往往都要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王朝承平之时，许多帝王也不惜工本，修缮或新建宫殿。因此，历代帝王营建的宫殿不计其数。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一书中，有名字可查的宫殿即达1200余座。
古代有名的宫殿有：秦始皇时建筑的阿房宫、未央宫、建章宫；唐代的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以及曾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北京故宫。
北京故宫的布局为“前朝后寝”，其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朝会施政之所，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帝后的居所。故宫的其他建筑都以此为中心轴展开分布，形成一个主次分明、尊卑有序而又和谐统一的整体。
中国的宫殿建筑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其殿顶的形式及装饰用以区分等级。中国的殿堂式建筑普遍采用大屋顶，其形式可分为悬山、硬山、庑殿、歇山、卷棚、攒尖六种。殿堂式建筑在发展过程中，重檐庑殿顶演变为最尊贵的一种形式，只有皇家宫殿和一些特许的建筑物主殿才能采用。歇山顶是其次的一种形式，多用于城楼和门楼建筑，其他殿顶允许普通民家采用。古代殿堂式的建筑的顶有一些动物形的装饰，称作“吻兽”或“瑞兽”。吻兽的数量表明宫殿的等级。吻兽一般以单数排列，最多为9个，但故宫太和殿破例为10个。殿顶装饰中位于正脊两端的一对吻兽，叫“鸱吻”，古人认为其可以避火灭灾。
二、帝王陵寝
中国古代帝王的坟墓叫“陵寝”。“陵”是说帝王的坟墓造得很高大，如同山陵一般，“寝”是供死者灵魂起居的场所。古人迷信，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仍然需要饮食起居，故陵墓旁有寝殿建筑。
中国古代的坟墓起源于周代，周代之前，人死后有埋葬，但地面无隆起的封土作为葬地的标志。封土为坟大约是到周代开始有出现。其封土的大小按死者的爵位有区别，爵位越高，封土越大，帝王的封土大得如同山陵。
以封土为陵冢是以秦汉为代表的早期帝王陵冢的特点，其做法是把封土垒成上小写大的方锥体，顶部平坦，呈覆斗形，称作“方上”。中期帝王陵冢以唐代为代表，其特点是依山为陵。晚期帝王陵冢以明清为代表，采用“宝城宝顶”的形式，这是在地宫上面修筑圆形砖城，然后往城内堆土，使封土成为圆顶，并略略高出城墙。
古代帝王陵园的面积一般都很大，陵园内除陵冢外，还有祭殿等地面建筑以及石碑、石阙、石人、石兽等石刻群。其中石人、石兽等石刻也称石像生，分布于神道两侧。
三、古代园林
中国古代园林可分皇家园林、私宅园林、寺庙园林和公共园林。其中的皇家园林主要分布北方，私宅园林多数在南方。
中国园林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追求艺术性地体现自然。
中国园林的造园思想可概括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它要求艺术地再现自然。因此，中国的园林是以山水为主体，山是骨骼，水是血脉，山因水活，水随山转。山水是中国园林的中心内容。
2．注重体现人的意趣和精神追求。
中国园林虽然是艺术地再现自然，然而，却不是无目的地再现自然，而是在自然景物中寄托一定的理想和信念，借助自然景物来表达人的志向和趣味，以满足人的精神追求。因此，中国园林往往能借景寓情，以景明志，其山水亭台的配置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园林的名称及园林内部的建筑、匾额、楹联等都有许多文化的意蕴。
3．造园手法富有艺术美。
中国园林的艺术手法讲究含蓄、曲折、变化，反对僵直、单调、一览无余。园林中的道路、水系曲折多弯，且常以树木、假山、曲廊、院墙等做成障隔，造成曲径通幽、欲露还藏的含蓄意境。园林的建筑形式多样，且随地赋形，变化多端。中国园林还善于采用借景、对景等方法增加景致，借景是把园外之景有目的地借入园内，与园内景物相互配合，扩大园内的景观，对景是在园内某些特殊的地点分布多处景观，使人于不经意时触目都是佳境，产生相看不厌的美好感受。因此，中国园林能在有限的空间展示自然景物的无限层次，起到小中见大、移步换景的艺术效果。
中国的皇家园林中，清代建于北京圆明园是一座中外闻名的园林，它包括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部分，占地5200余亩，园内有景区140多处，该园集中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园内还有部分西洋建筑，因此被誉为“万园之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该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毁坏。
现存的皇家园林可以以北京的北海、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为代表，避暑山庄是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
现存的私宅园林主要集中于苏州、扬州、杭州等地，其中以苏州为最多。苏州的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被称为“苏州四大名园”。扬州的“个园”、“何园”，无锡的“寄畅园”也非常有名。上海的豫园建于明代，有“东南名园之冠”的美称。广东东莞的“可园”、番禺的“余荫山房”、顺德的“清晖园”和佛山的“十二石斋”合称清代“广东四大名园”。
四、宗教祭祀建筑
宗教祭祀建筑的主要种类有寺、观、祠、庙、塔，其中除清真寺风格有较多外来影响外，其余都是中国宫殿和居住建筑的翻版。现存的宗教祭祀建筑以佛寺居多，道教的宫观其次，另有部分祠庙类的传统礼法建筑。
佛寺建筑中，塔是一种堵具风格的建筑物，塔起源于印度的“窣珠婆”，汉文译作“浮屠”或“浮图”。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吸收中国建筑的风格，出现了各种造型的塔，其中主要有楼阁式、密檐式、喇嘛式、花塔、金刚宝座塔五种。
五、民居建筑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基本形式是庭院住宅。近世的庭院住宅主要有北方的四合院、三合院、东北大院，南方的天井院及云南等地的“一颗印”建筑。
四合院是北方最多的住宅，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最为典型。它的基本布局是四面为房屋，中间是庭院。四合院的北房坐北朝南，称正房。两侧有对称分布的厢房，南面是一排称作倒座的南房，大门位于东南角。四合院的房屋为各自分布的单体建筑，建筑间用廊子连接，形成方形院落。其厢房南面有一排廊子，中间开一道门称二门，把庭院分隔成里外两部分。二门常用“垂花门”形式。外院很浅，与南房一起用作门房、客房，隅角堆放杂物。里院由正房和两侧厢房构成长方形庭院，是院主人生活起居之处。
三合院是四合院的亚型，其房屋分布北面和东西两侧，南面只有门墙，没有住屋，庭院面积比较小。
东北大院也是由四面房屋组成的院落，庭院较大，大门开在南面中央，没有台阶，骡马大车可直接驶入院子。
南方的庭院住宅为防止日晒，缩小庭院面积，院子称作天井。房屋净高增大，利于通风。安徽、浙江、江苏、福建、江西等地分布许多此类民居。
云南等地的“一颗印”民居，庭院也是较小的天井。其房屋围绕天井，东西南北的屋子连在一起，外观方方正正，如同一块印章，所以俗称“一颗印”。
庭院住宅和西欧的古代建筑有很大不同，表现在以下方面：
1．庭院住宅多数是平房，院子和房屋呈平面铺开，大的住宅可有几个院落相连，占用土地较多，表现和大地拥抱的姿势；西欧建筑向高空立体发展，特别是歌特式建筑尖屋顶直指苍穹，表现和苍天拥抱的态势。
2．庭院住宅有不同类型，但共同之处为房子分布四周，庭院处于住宅中间位置；西欧建筑与此相反，中间是房子，周围是草坪。
3．庭院住宅呈轴对称分布，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两侧建筑左右对称，地位次之；西欧建筑的布局比较灵活，没有严格的轴对称概念。
4．庭院住宅的外部用墙垣包围，很少开窗，形成与外部隔绝的独立环境，内部各院落之间也用院墙、廊子分隔，有分别的界限；西欧建筑使用围墙较少，即使有围墙，也多用铁栅栏，内外景观相通。
庭院住宅不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唯一形式，中国土地广大，民族众多，住宅形式丰富多样。庭院住宅外，还有分布于西北、华北地区的窑洞；分布于中南、西南地区的干栏式竹楼、木楼；分布于山西、陕西、宁夏等地的塞北堡子；分布于福建永定、龙岩的客家土楼；以及蒙古族的蒙古包，羌族、藏族的碉楼、碉房；维吾尔族的平顶住宅“阿以旺”，海南岛黎族的船形屋等。其中，北京四合院、西北窑洞、傣族竹楼、客家土楼、蒙古包被称为中国五大传统民居。
第十一章 中国传统艺术
一、书法艺术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开始，历经金文、古文、大篆、小篆、隶书，到楷书出现方才定型。文字的各种发展阶段都有书法艺术的体现，然而，书法真正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是在汉末魏晋时才出现。汉末魏晋人张芝、蔡邕、钟繇、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等开始探索书法的艺术真谛，他们的作品受人赞赏，流传后世。其中王羲之的成就和影响最大，被后人誉为“书圣”；他与他的儿子王献之并称为“二王”。王羲之的字气势雄健，风韵潇洒，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唐太宗临死前一再嘱咐要用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陪葬，让它始终伴随身边，可见他的书法受人珍重的程度。
魏晋以后，中国书法家历代不绝，著名的有：唐代的欧阳洵、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佶；元代的赵孟睿幻鞔淖Ｔ拭鳌⑽恼髅鳌⒍洳⑿煳迹磺宕闹［啤⒔鹋莱肌⒖涤形取Ｆ渲信费翡⒀照媲洹⒘ā⒄悦项被人称作“楷书四大家”。颜真卿把篆隶笔法用于楷书草书，点竖撇捺都写得肥壮丰满，世称“颜体”；柳公权的笔划则显得均匀硬瘦，如同刀切，世称“柳体”。两人的书法对比给人肥瘦鲜明的感觉，因而世称“颜肥柳瘦”或“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是以草书出名的书法家。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世称“宋代四大家”，宋徽宗赵佶的书法世称“瘦金体”。明代书法从总体上看不如前代，字写得较刻板工整，缺少神气，世称“台阁体”。
中国的书法学习者习惯将书法范本称之为碑帖，它们是把刻在石上的文字用墨拓于纸上而成（帖也有木刻拓本）。然而，碑和帖实际是有区别的：碑是古人用于纪功述事的一种石刻，立碑的目的是将碑文的内容公诸于世；而帖是把著名的字迹加以摹刻，刻帖的目的在于学习书法，故帖也称之为法帖，搜集、研究名帖称为帖学。中国古代为适应众多的书法学习者需要，以模写、刻印方法制作法帖。宋代以往，帖学十分盛行，出现许多单帖或丛帖。然而，长期的翻刻，易使名帖失真走样，因此，清代书法家反对帖学，提出应重视碑学。他们广泛搜罗古代碑刻，制作拓本，用以研究书法。碑学的兴起，给书法艺术发展吹入一股清新之风，其影响及于当代。
三、绘画艺术
中国的绘画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岩画，而后出现了青铜文饰、秦汉壁画、汉代帛画、画像石等。东汉时期，纸的发明为中国画创造了良好的载体。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画开始迈入自觉的艺术门槛，出现了顾恺之、张僧繇、谢赫等一批画家和绘画理论家，标志中国画形成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自那时以来，中国绘画的名家名作辈出，绘画题材广泛，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
1．人物画。
人物画是中国画成熟最早的画种。文献记载，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宫廷中已有专职的画工绘画人物肖像，孔子就参观过周代明堂悬挂的古代帝王之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画随佛教进入中国，推动人物画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如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几乎是人物画家，其作品已能注重人物神情和性格特征。隋唐时期，人物画高度成熟，出现阎立本《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吴道子《地狱变相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稀世珍品。隋唐以后，人物画继续有发展，如北宋的李公麟等画家突破传统的佛道、帝王、圣贤、仕女题材，把笔触伸向渔民、樵夫等社会下层人物；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写城市社会生活，画面上有姿态各异的人物500余人。金元时期，人物画趋于衰微。明清人物画虽有复兴，但总体成就不如唐宋。
2．山水画。
山水最初是在人物画中作为背景出现的，东晋时，山水与人物画有所分离。隋唐时，山水画形成独立画种，出现了以石青、石绿为主要色彩的“青绿山水”和以墨色为主的水墨山水。其中“青绿山水”画以隋朝展子虔和唐朝李思讯、李昭道父子最为有名；水墨山水以唐朝王维最有名。王维的画水墨渲淡，笔意清润，画中有诗意，被称作“文人画”。唐代以后山水画蓬勃发展，名家辈出。著名的有五代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北宋的李成、范宽、米芾；南宋的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南宋画院四大家）；元代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元四家）；明代的戴进、吴伟（浙派）、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吴门派）、董其昌（华亭派）；清代的石涛（朱若极）、八大山人（朱耷）、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王）等人。所画作品各具一格，垂范后世。
山水画比人物画出现得晚，但是后来居上，成为中国画的主要形式。中国画家之所以普遍喜爱山水画，是因为画家能借山水挥洒性情，表现自己的内在情绪，使之起到陶冶心性的作用。中国画家作画时，并不把山水作为与自己分裂的客体描摹，而是努力将自我情感和自然精神熔铸为一，从中获得宇宙和人生的美的真谛。特别是水墨山水，因其能够借墨韵表达宇宙酣畅淋漓的生命态势，尤其受到画家的青睐，成为中国画中最有特色的品类。
3．花鸟画。
花鸟画是中国画中出现最晚的画种，中唐时才出现，宋代趋于成熟，但其后发展十分迅速，出现不少名家名作。历朝著名的花鸟画家有唐代的薛稷、殷仲容、边鸾；五代的黄笙、徐熙；北宋的黄居寀、文同、苏轼；南宋的杨无咎；元代的温日观、柯九思、王冕；明代的陈淳、徐渭；清代的恽格、八大山人、石涛、金农、郑燮等人。
中国花鸟画的技法可分工笔与写意两种，其题材最为集中的有松、竹、梅，称作“岁寒三友”；梅、兰、竹、菊，称作“四君子”。它们的形象高洁、峻清，寓有丰富的文化含义。
三、传统书画的文化特征
中国的传统书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一，两者有共同的起源，最初的文字即是从图画发展而来。其二，文房四宝是它们的共同工具。其三，它们都是线形艺术，书法固然是用线条表现，中国画也是以点线为主的艺术，与西洋画的板块表现手法不同。其四，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画常用文字题于画中，使其成为构图的组成部分，书法中的草书龙飞凤舞，又恰似一幅大写意的中国画。传统书画从理论和技法都是相通的，两者难以分家，因而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
中国书画的密切关系，使它们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主要有：
1．尚意写神。中国书画以尚意写神为原则，作者常把书画对象作为自我思想情感的表现中介。中国画常以散点透视的方法，“以大观小”、“以咫尺之幅，写千里之遥”，使客观景物依作者心灵的感受加以显现，不求形似而求神似。中国书法线条丰富多彩，跌宕多姿，也是书法家情感的自然抒写。
2．重视气韵。气韵生动是中国书画的重要理论，其核心在于表现作品内在的生命感，使作品符合自然之景、宇宙之情，生动流畅。气韵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感觉，气韵的把握在于人格修养。因而，中国的书画评论者常以人格和书画相比拟，有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之说。
3．整体和谐。中国书画的构图布局强调整体和谐，各线条、景物间的关系有主次、虚实、轻重之别。墨的浓淡枯湿、点划的长短曲直、运笔的行留迟速，都要依主题思想调度，使之虚实相生，相互衬托，产生无字无画处都成妙境的艺术美感。
四、戏曲艺术
中国戏曲是集唱、念、做、打、舞于一体的一门综合艺术，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的乐舞、巫舞、杂技和俳优们的
